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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管理则是针对那些较为偏僻的地区进行的，例如青藏高原地区和北海共和国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模式、民族成分和社会结构都和内地有很大的不同，必须有专门的相应政策才能够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像西藏地区，华夏共和国拥有名义上的宗主权，西藏是华夏共和国的一个省，并设有省长治理，但实际上，西藏地方政府达赖集团的独立程度还是很大的，因为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情况相对内地要复杂得多，而且又同英属印度及尼泊尔等国接壤，目前华夏共和国想要对西藏实现完全直辖还有一定的困难。而北海共和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华夏共和国虽然拥有了这些区域的统治权，但是想要真正的行使权力，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在清朝覆亡，华夏共和国成立后，华夏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同中国以前的各个封建王朝都不相同。由于战时需要统一事权，因此华夏共和国军队的事务由军务部全面负责，行政上的事务由政务院负责。政务院负责主管华夏共和国所控制的区域内的一切行政、经济、外交等事务，可以说囊括的领域非常广大。因而负担也非常重，不过考虑到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历次政治改革都遇到了重重阻力，而这一次因为是面对一场关系华夏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因而在政治改革方面所受到的压力相对以前要小得多，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得以顺利的开展。

对于中国来说，要走的路还很远，但正如孙纲后来说的和_图_书：“虽然前进的道路是那样的漫长，但是人们已经知道了正确的方向，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在华俄战争结束后，华夏共和国控制的区域其实是相当大的，因此实行的管理形式也是多样式的，像在新边疆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就存在有好几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像在库页岛地区实行的是中央直辖形式；在兴安省（从俄国手中夺回的外兴安岭地区）实行的是经济特区形式；在“北海共和国”地区和青藏高原，实行的是托管形式。这么多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的要给政务院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制定各项政策的时候也相当困难。由于目前华夏共和国控制的区域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有非常富裕的南方沿海地区，也有相对贫穷的北海共和国等地区，而且人口素质也相差得很远，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1906年6月初，华夏共和国的管辖范围内的人口达到了差不多3.5亿（这个统计数字应该是不准确的），但是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其余广大的地区的人烟相对稀少。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务院常常需要就同一部法律法规作出不同的版本，因而工作量大大增加。

根据《华夏共和国推荐选举法》规定，各省地方的咨议局由“民间公推之有识之士”组成，即咨议局代表大多是各省的地方绅士或民间极有威望的人士，而议政院成员则是在各省咨议局代表和-图-书当中按照一定的比例选举出来；各省地方的“参议局”前身是民间的工农商业协会等非正式组织，由民间工农商等各界代表组成，而咨政院成员也同样是在各省参议局代表当中按照一定的比例选举出来的。

对于新生的华夏共和国来说，华俄战争带来的不光是军事上的伟大胜利和经济复苏的巨大助力，实际上，华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还推进了华夏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改革，使国家机构的组成进一步完备，从政治制度上奠定了华夏民族复兴的基础。

华夏共和国的地方行政机构都是和中央行政机构一一对应设立，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华夏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体系，只是在一些特殊地方事务的管理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夏共和国政。府各部门机关当中，由清末“大理院”脱胎而来的“检察院”是独立程度最高的，而且不但管辖的范围极大，而且肩负的职能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防止官员渎职和贪腐方面，检察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为自从华夏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逐渐好转，很多沾有清代贪腐恶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普遍的恶劣根性）的官员开始向往起更为奢侈的生活，“贪墨腐化，置产槽州者，层出不穷”，少数“富二代”开始变得骄奢淫逸，不守法纪，而且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外国间谍势力所利用，因此检察院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将这些“国之蠹虫”揪出来，其责任ｗｗｗ•ｈｅtｕshｕ•ｃoｍ.ｃｏm可以说相当的大，因此孙纲有意加强了检察院的权力，在华俄战争期间，孙纲任命谭延恺为检察院总长，由于谭延恺刚正不阿，精明强干，检察院卓有成效的工作曾经招来了一些人的忌恨，在华俄战争结束后有人曾经提议取消检察院，不但被孙纲拒绝，在战后孙纲还将检察院的职权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扼制朝野间的贪腐风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华夏共和国在辖境内实行。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是中央直辖，一种是委托管理。中央直辖是大部分省份的管理方式，各省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法律法规必须绝对的服从，在有异议的情况下也必须先执行后申诉，因此直辖管理的区域享有的自由度相对较小。

华夏共和国政务院的最高领导者是“执政”，也是华夏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另有八位称为“参政”的委员，分别主管不同的部门。这其实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合议制，诞生于清朝覆亡之后，共和时代之初，这些人都是晚清时中国中央和地方官员当中的实力派人物，采用这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在当时是一种权宜之计，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国家迅速的从动乱中稳定下来，在国家走上正轨之后，这种“多头领导”带来的弊端也逐渐的显露了出来，而且由于中国“初行共和”，国家制度当时还相当不完备，而太过剧烈的变革则会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因此只能一点一点的实行变革，而华俄战争则大大加快和*图*书了这一变革进程，因为战争需要的是雷厉风行的高效率，因此在华俄战争结束后，华夏共和国政务院取消了这个多头领导的合议制和参政的职位，政务院下面由原来的十六个部增加到了二十多个的部或者署，分管不同领域的工作，直接向执政负责，使得职能进一步明确，例如军务部被取消，原来的职权分别划给了“总参谋部”、“海军部”、“陆军部”、“武备部”和“后勤部”，除了原来的“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司法部”、“外交部”、“铁路部”、“矿务部”、“邮传部”、“交通部”、“民政部”、“监察部”、“警务部”及负责情报和安全事务的“军情总处”和“安全总署”外，像另外一些比较重要的部门如“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总署”等等也一一建立了起来。

为了确保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孙纲决定通过社会自由竞争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并相应的制定了国家公务人员的选拔和考试规则。因为在中国，考试是不可能没有的，不过，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则可以改变，不再是以前的那些“道德文章”，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在华夏共和国成立之初，曾经以考试的方式公开选拔政府官员，任何国内居民都可以报考，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青年学子们的反应非常的热烈，报考人数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盛况空前，只可惜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在报考的人当中，能够懂得现代天文地和*图*书理和物理化学的人并没有想像当中的那么多，很多由传统私塾培养出来的学子们纷纷落榜，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的保守力量还是相当大的，相反有很多技术行业的人才进入了华夏共和国的管理人员队伍中，而这次的官员选拔更坚定了孙纲“教育兴国”的决心。

这两个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机构一开始的主要职能其实是“沟通上下情”，即一个让各阶层民众畅所欲言的地方和国情咨询机构，而不是制定相关法律。华夏共和国当时没有真正的国家立法机构，各项法律法规基本都是由政务院各部参照西方国家的相关法规，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但政务院为了做到相关法律出台后必须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制定出来的法律草案通常都要经过议政院和咨政院的讨论，对不足之处进行修改之后才公告全国实行。这样实际上议政院和咨政院就取得了参与国家立法的部分权力，这一规则后来在政务院执政孙纲的推动下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因为孙纲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也经常的听取议政院和咨政院代表的意见，虽然以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力，实际上可以不用听任何人的意见），为以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机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铺平了道路。

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来说，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初步带有立法机关性质和议会性质的机构“议政院”和“咨政院”的出现。与之相对应的地方机构为“咨议局”和“参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