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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很重视装饰家居，李师师的卧室里，就到处挂着山水画，而有些人家，更是挂肖像画，如果说黄庭坚家里挂着他老师苏轼的画像，还只是体现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那据记载，有些人家挂着自己妹妹的肖像画在书房里，就应当和习俗有关了。

但这种程度的装饰，只不过是很普遍的行为。相比起杭州人对家居装饰的狂热，真是不足挂齿。翻开《宋朝事实类苑》，我们就会看到如此记载——杭州人如果家里有一百贯财产，一定会用超过五十贯以上来装饰门窗。这可绝对不是孤证，因为欧阳修也用诗句记录下来了这个风俗——“越俗僭宫室，倾赀事雕墙”。

在《新宋》的时代，汴京也许可以作为全国性的代表，但绝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典型。而且，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不仅汴京不能，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县，任何一个州，任何一个府，任何一个路，可以作为全国性的典型。

这就好比今天一个老外来到中国后，如果他只看到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便将此视为中国的印象，那无疑他得出来的中国，将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中国，他会觉得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但若是他只去了那些偏远的山区，就以为他认识了中国，那也并非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所以，当我们用眼睛去看北宋的风俗时，第一眼看去，看到的一定是——“南北有别”。

而在饮的这方面，宋代的三大饮料，依次是酒、茶、汤。在《新宋》中，我们也经常见到点汤送客的习俗。北宋的汤，和我们今天的汤其实是有所差别的，当时的汤，大多数都是药汤，其中会配有甘草等药材。除去这三大饮料外，牛奶与果汁，也能跻身前五位。北方人常常喝牛奶、马奶、驴奶、羊奶，南方人当然就没有这么好的天然条件，但据说两浙路的民众，对于牛奶也很喜好。

先说法律，如果你发现，你的宋朝朋友熟悉法律，遇到纠纷，就一纸诉状告进衙门，即使不识字，也喜欢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那么，恭喜你，八成机率，你的朋友是南方人。如果他的文化程度并不算很高，仅仅只是识字，又没当过政府公务员，却热爱一切收费免费的法律讲座，对法律精通的程度，让坐在衙门里上头的那位也流汗的话，那么，请进一步缩小你的范围，没错，你的这位朋友，来自欧阳修、王安石的故乡——江西！

南方与北方，因为气候、地理的差异，在衣食住行上的差别，直到今日这个气候紊乱的世界，都还顽固地存在着。在一千年前，人类还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地球上时，南北有别，自然不足为奇。况且，以宋代而言，南北方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差别，其实并不算特别的大。

其实过去的历史学者，在观察中国历史时，便常常会犯这样的“老外式错误”。

好吧，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偏见害人啊！的确，这个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但是，请注意，这个偏见几乎成为了一种公论。翻开《宋史·地理志》吧，看看里面对各路人民的简单评价吧，里面忠实地反应了这种偏见。好的，我知道，看史书是一件很烦人的事，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韩琦，我们来看看宋人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

哪里是南方？哪里又算是北方？

礼制这个东西，我们现代人有点不太熟悉，那么我们说点具体的事例好了。

请仔细观察贵友，倘若贵友对礼制非常的尊重，一举一动，都合乎礼制的要求，那么，请相信我，既使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也一定在北方度过了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反之，若他做的事情，总有点那么不合礼制的要求，那么，南人榜下，又可以添上一颗星星了。

其实无论是“南方”、“北方”也好，“东方”、“西方”也好，倘若认真追究起来，都并不简单，因为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观。所谓的方位与人们心中的“中心观”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今天我们开口谈“远东”，闭口说“中东”，这就是一种欧洲中心观，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霸权。因为如果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地区，所谓的“中东”，实际并不东，它应当是人类文明中较为中心的区域，若按中国人的文化习惯，那里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而所谓的“远东”，也并不远。而hｅtｕshｕ.cｏm.coｍ即使换到19世纪以前的中国，也绝难想象会有中国人会接受欧人所说的“中东”、“远东”这种称呼，断不可能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对此居之不疑。因为，按当时中国人的中心观，所谓的“远东”，倒是天下的中心，而“中东”，却分明在西边。

不过，哪怕是车跑来跑去，会得肺结核，也是好的。在《新宋》所描绘的时代过去几十年后，历史上的北宋末年，轿子兴起了——这是个被王安石、司马光们深恶痛绝的东西，但随着风气变得更加奢侈、更加孱弱，轿子终于盛行，同时亦预示了北宋的即将灭亡。

宋人所说的“西北”，指的是陕西、河东、河北三路，所以，有时也称为“西北三路”；“东北”，指的是京东路，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地区；“西北”与“东北”，又合称为“两北”。而“西北”这个词，有时候更被用来泛指北方，不仅包括两北地区，连汴京、京西路，都包括在内。换句话说，两北地区与汴京、京西等地区，构成了宋代的北方。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宋人心里的“南方”与“北方”，究竟是指哪些地区。

“东南”指的是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路，但严格意义上的“东南”，则只指所谓的江、湖、淮、浙“东南六路”；“西南”则包括成都府、利州、梓州、夔州、广东、广西（偶尔我们也会发现，人们也将广南东西路视为“东南”的一部分）等路。这“东南”与“西南”，便构成了宋代的南方。

但是，当我们的眼睛通过《东京梦华录》与《清明上河图》来看宋朝时，我们需要知道，那仅仅只是大宋朝的东京开封府——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纽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文明，通过北京、上海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这并不算错误——只要我们心里面明白，那里仅仅只是一个时代中最繁华的所在，便可以了。所以，若有人误会，汴京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就是当时大宋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那么请让我们列队欢迎火星人吧！

这里也要特别提出来一点，也有学者相信女子在外面工作，是南方的一种风俗，但这一点阿越是不能苟同的，因为开封街头巷尾工作的女性，可不是少数。

而第三个区分南人与北人的方法，亦是最有效的方法，则是留心观察他们的礼法意识。

当然，这些与我们的主题无关，我们现在只是在用种种办法来区分你的宋朝朋友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而已。

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谁知道是不是因为徐某人受了宋太祖的刺|激，对北方产生的强烈逆反心理所致？

这绝非是阿越夸大其词，在宋代，就发生有南方人因为对北人穿毛褐衣服深恶痛绝，宁肯冻死也要穿绢绸衣服的事情！而他最后果然因为受冻而病死了。此君大名鼎鼎，姓徐名铉，宋太祖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对他说的。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阿越会尝试着，用这样的精神，向大家介绍《新宋》所处时代的风俗人情。

这绝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南北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一个湖南人，有时候会自然而然的以长江划界，长江以北，便算是北方，长江以南，就是南方。但若在信阳人的心中，这个标准却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也许会觉得，黄河以北才是北方，而信阳应当是南方；可在广州人心中，那么过了韶关，都算是北人了。

第二个能对南人与北人进行较有效区分的办法，是观察你的宋朝朋友，究竟是比较勤劳节俭，还是比较享乐主义。当然，必须说明，这个办法不适用于多数有钱人。有钱人过过奢侈生活，那是一种生活的本分；而有钱人过节俭生活，那是一种生活的习惯。不管怎么样移风易俗，叫多数有钱人节俭过日子，那只能是天真的行为。面对现实的办法就是征很高很高的奢侈税。同样，此法亦不能用于很穷很穷的人，一个人穷到一定的程度，就算再有享乐主义的觉悟，也没什么实现的办法。

从口味上面来说，宋人南北口味的差别，与今日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因为，有可靠记载表明，在宋代，南方人的口味以咸为主，而北方人却以甜、酸为主和*图*书。这个特点，令我非常的怀疑，今日江浙一带的口味，可能是宋人南渡带来的结果。

必须承认，宋朝的人民，是非常有内涵的人民。因此，宋朝南北方之间的差异，并非主要表现在衣食住行这些外在的东西方面，而是深刻反映于人情礼法之间。如果我们能如石越一样幸运或不幸，去到北宋，从衣着、饮食、住房、出行的习惯上，我们可能未必准确地分辨出此人是南人还是北人，但只要能够和对方一起生活上几天，哪怕他们说的都是一口标准的开封官话，我们也能很快分辨出来他的家乡在南方还是北方。

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这位宋朝朋友看起来忠厚老实、质朴直爽，那么非常好，给他在北人的牌牌下，加一颗星星。反之，如果你的朋友看起来比较聪慧狡黠，有很强的好奇心和进取心，但处事却比较轻浮，甚至很有点心机，那么，请给他在南人的牌牌下，加一颗星星。

而除了用忠直与慧黠来得出你的第一印象以外，我们也还可以用一些辅助的方法，比如北方人比较勇敢剽悍，南方人相对柔弱怯懦。不过，这个标准就相当的不可靠。的确，通常来说，北方人身体强壮一点，因为宋朝边防的原因，对战争也相对熟悉一些，但是河北禁军是窝里横，连河东禁军也有不堪战之名，这些也是历史事实。反而，南方却出了不少著名的儒将。不过宋朝的军事重心南北不平衡得非常厉害，倒也是客观事实，所以南人当兵的要少于北人，也是一时的历史现象。

什么是礼法？礼是礼制，法就是法律。

衢州饭则是一种快食饭，实际上就是焖饭，在当时，“尊贵人”是不吃的，对于不挑拣的普通民众来说，工作之后，找一家衢州饭店，填饱肚子继续干活，就是他们最常见的生活方式。

因为，在《新宋》的时代，所谓的“南方”与“北方”之间，有着巨大、显而易见的差别。这种巨大的区别，甚至不止于风俗的不同，还体现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各个方面……

我们的《风俗志》第一篇，南北有别，走马观花之后，暂时就到此小结。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宋朝南北不同的朋友，可以去读读程民生先生的《宋代地域文化》一书，那是一本很好看的学术著作，阿越在这篇《南北有别》中，也有大量参考此书的结论，所以在此特别提出来，一则不敢掠人之美，二则表示谢意。

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北人忠直的最极端的代表，就是河东路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因为河东路在宋朝全国的GDP排名中，绝对是比较靠后的，大约也就是比贵州、广西这两个最不发达地区强点。但是，河东人的忠义观念非常强，不仅饿死不做贼，到了国难关头，河东人深明大义舍身报国的也特别多——在历史上，神宗末年，王安石父子一手搞出来的保甲法，彻底走向它本意的反面，许多地方都有保甲暴乱，只有河东路平安无事——接下来我们还会谈到的北人的民风与法律意识，若联系到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河东人民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坦白说，阿越认为很难用南方雨水多道路容易泥泞来解释这一切，南方地方政府敢于在公共支出上做如此奢侈的事情，与宋代南方的富足应当是分不开的。

而即使人们不再走路，骑马也不是北人的第一选择。准确的说，坐车才是北人的第一选择。车的种类很多，舒适条件也大不相同。但对于在路边目送车经过的人们来说，车只有两种，一种是男人坐的，掀起滚滚黄尘，必须赶紧侧过身去，伸出袖子捂住口鼻的车；另一种则是美女坐的车，这种车经过时，据说“香云如烟，数里不绝，尘土皆香。”——阿门！

不过，话虽如此，如果你固执一点，有时候却也足以致命。

只要我们提到《新宋》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风俗，即使对北宋历史不太熟悉的人，也会张口说出《东京梦华录》与《清明上河图》来，这一书一图，一起描绘了北宋汴京的绝代风华。

这个，便是宋人心中的南方与北方，实际上，便是一种以开封为天下中心的价值观。

衣食以外，于民众生活来说，最重要的便是住了。一般来说，宋代普通的百姓，条件较好的可以住上瓦房，条件较差的，则还是只能住草房。除了南方一些地区有住竹楼或者以船为家外，这一点南北并无多大差ｍ•ｈｅｔushｕ.coｍ.com异。南北方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对住宅的装饰上面。

而南北方最大的差别，就表现在街道之上。

骑马则是北人的第二选择，原因无他，北宋的马并不是很多，不是人人都骑得起马的。车可以用牛来拉，但是骑牛的风气，在唐代以后，就不怎么流行了。如果骑不起马，就只好骑骡、驴。在《新宋》的时代，宋人还不如后世那么柔弱，就连妓|女也会骑驴、骑马。

读了这么久的《新宋》，想必大家都已经对当时的行政区域有所了解，而在书中，大家也会经常看到诸如“西北”、“两北”、“河北”、“东南”……这样的名词。细心的读者，也许早已经深究过这些名词的真正含义——没错，所有这些名词，都是有其特定所指的，而且还有其特定的文化意义。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怎么样进一步分辨你的宋朝朋友是南人还是北人。

有些历史学者，只会流连于北京与上海，眼睛里只看得到一个时代最好的数据——他们眼睛所见的，是那个时代最文明的一面，最先进的各种技术，最具文明的政治精神，最高的亩产量，最出色的法律实践……于是，一个时代突然间就变得无比的美好。在经济史上，有两个专门词语用来形容这种历史观察法——“选精法”、“集萃法”。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说礼制。

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看待现实的社会，不过我们可以用最大的善意相信，他们一定是些值得尊敬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大量描述让我们相信，他们认为最贫穷的人民，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真实，在贫穷与黑暗面前，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只是时代的虚幻，甚至是时代的犯罪。

所以，请面对现实吧，偏见的确是客观存在的。

相对来说，南人坐车的机会，一般会比北人要少些。所以，在宋代，准确地来说，应当是“南船北车”。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福建人要承受这么多的偏见。长期把持着最高权力中心的北方人，几十年间内，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到处都是福建人，有点地域歧视，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种地域歧视，不止是存在北方人之中。当时四川与福建风气相近，北方人认为“闽蜀同风”，蜀人与闽人观感相近，但蜀人竟也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其实，当时北方人对福建人也好，对四川人也好，除了讨厌之外，心理上是还有一种害怕的。不说其他，这两地人捉弄起人来，就够忠厚老实的北人受的了。

那南人慧黠的代表又是哪里呢？对了，福建路！《新宋》里面，听到最多的骂人话，就是“福建子”三个字了。韩琦会点机心，也被说成有“闽士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不满的时候，也说他“心术似福州”。

如果说南北之间，在服饰方面还只是存在个人极端分子的偏见的话，那么在饮食方面，南北方的差异，就体现得要更明显一些。而且这种差异，还相当的有趣。

限于篇幅，宋朝南北风俗的区别，我们就只能简单地讲这么多了，若足下还是弄不清你的宋朝朋友是南人还是北人，阿越也可以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请你去捉一只乌鸦或者喜鹊来，让它在你朋友的门口叫。如果你朋友听到乌鸦的声音高兴，听到喜鹊的声音感到讨厌，那他就是北人；反之，就是南人。什么？你不会爬树？阿弥陀佛，那么，用绝招吧——直接问你的宋朝朋友好了！

照例除去汴京这个怪胎，北方的街道，是以泥土路为主；而南方的街道，则是很令人惊讶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南方的街道，多是砖街！我们甚至能够经常在史料中发现这样的记载，某南方官员将驿路改建成石子路甚至是石板路！

比如，你可以观察他对婚姻与两性关系的态度。南方一些地区，对此会比较随便。当然，这是他人的私隐，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看新娘子出嫁的时候是不是抛头露面。北人是绝不会抛头露面的。还有，南人碰到家里有丧事，甚至是国丧，是要请乐队来吹吹打打的——这个习俗，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这也是阿越自小时候以来，对家乡风俗，最感觉迷惑的地方，看起来，这也是颇有历史渊源的。

不过，幸运的是，近十年来，至少历史学者们已经开始逐渐反思。当观察者的眼睛，超离了两个极端，我们就会接近历史的真相；当观察者的野心，不再执著于得出宏https://m.hetushu.com.com观的结论，我们就可以看到空间的区别。

这样的历史逻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中国史观。

除了这些以外，还可以看看贵友对于钱财的态度。宋朝的南方，有着浓厚的商业意识，从北宋开始，就出现了不少思想家鼓吹商业的正当性，甚至连赶考的士子，也会顺便做做生意，用装经书的箱子贩卖私茶，从事走私事业。我们知道，连著名的苏轼苏大胡子都曾经被卷入一起涉嫌走私的案件当中，虽然查无实据，疑为政敌陷害，但他的政敌给他编出这样一桩罪名来，本身就显得耐人寻味。所以，如果贵友是个读书人，却毫不掩饰他对熙宁重宝的喜爱，那贵友多半就是个南人。

两浙路在饮食、住宅上面的种种表现，前文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多说。而体现享乐主义的另一样表现，就是对游山玩水的热爱。在两浙路，人们非常重视生活的质量，哪怕家里穷点，哪怕典当点东西，也要时不时带着老婆孩子去出游玩一番，来个不醉无归。而在成都府，东坡有诗云：“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

在弄清楚了宋人心目中的南方与北方后，我们就可以正式来看一看，宋代的南方与北方，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既然是“风俗志”，当然便要从衣食住行说起。

首先从第一印象来感觉。

相比河东路蝉联北方两项冠军，南方享乐主义的先进地区称号，这次要颁给两浙路与成都府路。

这一次，北人的极端代表，依然是勤劳勇敢的河东人民。

请原谅我这些的“地域偏见”，看来山西人民的节俭，是很有历史的。宋朝的河东人，不仅在家乡河东路就有勤劳节俭的美名，就是移民到了别的地方，发家致富后，也依然没有丢弃这个优良传统。倘若你的宋朝朋友住在汴京附近的州县，他家的房子，看起来只能遮挡风雨，他的衣食住行，全部都是够用就好。那么，千万别妄下判断，不要认为他家里真的过得很拮据。因为，如果他是河东移民的话，他家里十之八九，是很有点积蓄的。

亦请继续期待《风俗志》之二。

实际上，衣着方面，乃是宋代南北的差异中最小的一项。宋人在这点出奇的一致，不管南人还是北人，都会追求时髦，追求奇装异服，但凡经济条件许可，便会尽量让自己穿好一点。司马光在教育他儿子时，留下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这句话在今日被人们广泛引用，视为宋代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象征。但其实这句话，亦可以视为对当时人们衣着风俗的一个形容。当时的民众是如此追求时尚，司马光、程颐，都是广为人知的服装设计爱好者，而苏轼设计的“东坡帽”，更是成为一时时尚。说到这里，有一样要顺带着说明，在《新宋》的时代，士大夫中间还不流行头巾，头巾依然是普通百姓的流行品，一直到过了几十年后，公卿们也开始向百姓看齐了。喜欢留意宋人画像的朋友会注意到，岳武穆头上襄着的，就是头巾。这也是宋代服饰的另一个特点，以往在服饰上等级森严的制度，在这个时代，已经彻底的支零破碎了。

不过，作为南方的代表，福建路可比河东路更加有代表性。河东路是北方诸路中，最贫穷，最欠发达的一路；而福建路在南方，当时却是先进的代表。当时的南方诸路，大概可以这样划分，江东、江西、两淮，是各方面都还比较稳定的地区，而福建路，在北宋中朝，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爆发区——有点类似于18世纪中期以后的湖南，以前几乎不怎么出人的地方，突然间就人才集中爆发了。福建路在北宋中期就是如此，有进士多，状元多，名臣多这三多。这个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阿越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因为从五代十国时期开始，福建有幸出了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到了神宗在位的时候，福建路人民的识字率，在全国都居于领先地位。而两浙路在神宗的时代，还是一个教育不太发达的地区，属于它的时代，是从北宋末年开始的。至于两湖两广，在当时的南方，湖北处于一个莫名其妙的没落时代，而湖南与两广，还只能算刚刚萌芽，真正属于它们的时代，还要等到一千年后。

在《新宋》的时代，人们就是以汴京以及京西路（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南以及湖北北和图书部）为中心，向四周投射视线的，因此，才有所谓的“西北”、“东北”、“东南”、“西南”。而其“东北”所指的地区，就与今天的“东北”，绝不相同。

而在行的方面，金庸最爱说的是“北人骑马南人乘船”。不过，宋人的实际生活中，骑马和乘船，在“行”来说，所占比例到底还是少数，多数人多数时间，不管南人还是北人，都是在走路的。

在口味以外，若除去汴京城这个繁荣到堕落的所在，总体来说，南方的饮食，也比北方讲究、精美。在北宋人所撰的《类说》中，没头没脑的记载了一句俗语：“不到长安辜负眼，不到两浙辜负口。”阿越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清楚前一句的意思，究竟是长安山水美？还是长安美女多？总之这句俗语是说，不去长安的话，对不起你的眼睛，至于怎么样才算对不起你的眼睛，真要留待诸君去自由发挥。但后一句话的意思，却是很明白的，不到两浙，真是对不起你的口啊。可见在当时，两浙就已经是美食之乡，据说蔡京吃一次鹌鹑羹，就要杀数百只鹌鹑，请一次客，单蟹黄馒头一样就要花费一千三百多贯，不知道是不是在杭州当官时养下的坏毛病。

不过，婚丧嫁娶，也不是那么容易碰到的。那就再换一个观察的角度，看看你的宋朝朋友家，是数世同堂，还是分财析居。一般来说，北人就喜欢数世同堂，南人就喜欢分家过小日子。还有，留心一下，如果儿子孙子敢直呼老爹和他爷爷的名字，或者他家女婿来了，大伙管他叫“驸马”——请不要吃惊，贵友并不是大宋朝的皇帝，他只是个南方人而已。

对中国法律史比较了解的人士，应当都知道宋代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关键的转型期，其中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专业性诉师与诉师团体的出现。而这个事件，很可能最早就出现在北宋的江西。而北宋的南方，也在中国民事诉讼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在这个时期，这个空间，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数量繁多的民事诉讼。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事件意义深远，可惜的是，这个转型最终并未完成。

我们已经知道韩琦是个北人，河北相州人，宋人对韩琦的评价是“有厚重之德”、“为人亦微任术数”，就是说，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位大宋朝的名臣名相，为人厚重，值得信任，但是，他也颇懂一点权术，喜欢耍点手腕——这样的评价，当然不足为奇，奇妙的是，因为韩琦籍贯在河北，但出生地却是在福建泉州，所以，当时人们将他的“厚重”，归结于他是北人的原因；而将他“微任术数”，则归罪于他“有闽士之风”！

反之，如果贵友热衷于家族调解，调解不通后，宁肯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也不去衙门，哪怕读了很多书，对法律也一知半解，那同样的，八成可能，贵友是北人。

当然，在我们国家，更多的历史学者或伪历史学者，走的却是另一个极端。他们眼里，只看得见中国古代最腐败、最黑暗、最落后的角落，就如同他们只知流连于我们这个社会最贫穷的角落里，他们并非不知还有北京、上海，但他们相信那只不过是点缀，即使偶尔提到北京、上海，他们所见的，也只是那里的黑暗、腐败的东西。

所以，这个办法只能适用于你的朋友是普通人。如果他恰好既不太穷，也不太富。那就对了，若他勤劳节俭，请在北人的牌牌下，再加一颗星；而如若他享乐主义思想严重，那么，请在南人的牌牌下，加上一颗星。

在过去一般的历史书籍，乃至是专业的学术论文、著作中，谈到中国任何一段历史的风俗，甚至是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都习惯于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讲述。但这样宏观的视角，其实是有其极大的片面性的，因为古代中国，在本质上是由若干个“亚区域”构成的联合体，任何地方性的样本，都不能轻率的作为全国性的证据。

当然，所谓饮食的精美讲究，自然只能归属于有钱阶层享受。就普通民众来说，吃得最多的，当是泡饭、川饭、衢州饭。泡饭到了今天，在杭州一带还能吃到。而对于南方人来说，在分茶店卖的川饭，就是最主要的主食了。据说，在汴京的许多店子里，生怕南方人不习惯北方人的口味，就专门有“川饭”卖给南方人吃——只是不知道，这川饭，是不是今日遍布全国的川菜馆的老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