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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林国祥，同样因为英语出色被选送到这个班的还有两名广东人。这两个广东人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北洋致远舰管带，中军副将邓世昌，另一则是北洋海军中唯一的国产装甲巡洋舰平远舰都司管带李和。值得一提的是，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此时也是林国祥的同学。

当然，这不是说济远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就能占到便宜，毕竟它的吨位比吉野小了一千七百吨，舰龄，航速都劣于对方，一对一也是以弱敌强。只是小小的广乙居然能接连挑战三艘日舰，确有超出本身实力的表现。

广乙舰，福建船政局制造，1890年下水，排水量1030吨，装备150毫米炮一门，120毫米速射炮两门，鱼雷发射管四具，航速16.5节，根据其吨位国际上列为鱼雷炮舰，中国海军也称之为巡洋舰。该舰原隶属广东水师，1894年与广丙舰参加北洋水师大阅，由于此时中日关系一日三警，故这两艘战舰被临时借调编入北洋水师序列，准备对日作战。7月，广乙舰随济远舰护送陆军前往牙山，25日，两舰返航时与坪井航三率领的日军第一游击队相遇，在南阳湾中的小岛丰岛附近，双方的战斗打响了，史称丰岛海战。

不幸的是，差之毫厘，缪之千里，根据历史文献，林国祥立誓约书的过程，和姚锡光所记，有这几个关键的不同。

然而，在这次作战中，中国海军的将士在敌众我寡之下抵抗堪称顽强，在日本《日清战争实记》中，也曾这样纪录此战–“双方猛烈炮击，海面骤然硝烟弥漫。”然而，“清舰虽亦善战，彼二我三（作者注：操江舰在战斗尾声时方才进入战场，随即在逃遁中被俘，未参加战斗），众寡之势，岂能久抗？”

林国祥曾“具结与倭”是不折不扣的冤案，这样说，似乎可算有足够证据的。

第三、林国祥与英人立此誓约并非自作主张，是遵照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命令所做。刘含芳接到英方要求后，发电给李鸿章请求示下，李在农历八月初五日的回电中称“可令弁兵自行出结照送，以后打仗与否，固非外人所能查问。林国祥如须留营效力，应饬改名。”此后，他在八月十一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也提及此事“欧使必令取结不再当兵，转近要挟。惟我海军未经战者过多，此项弁兵，分置各船备用，未便锢弃。东海关刘道姑徇英请，令各具结，仍送回丁提督营内效力，业经办结。钧署似可置不复，彼亦无从查究也。”

林国祥是北洋舰队中甲午战前唯一有海战经验的管带。

很遗憾大多数人提起林国祥，都颇为陌生，偶尔记得他的，也是这件莫须有的“具结与倭”，绝少有人知道林国祥同胞六兄弟都是海军军官，他的三弟，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第二期驾驶班的林国裕，就战死在大东沟海战的战场上。

这位中国舰长，就是广乙舰管带，ｈtｔps://m•ｈeｔushu•cｏm.cｏm游击衔守备林国祥。应该说，广乙舰能够在丰岛海战中打得如此活跃，和这位管带有很大关系。

看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都要骂人了–既然如此，难道这还不是卖国贼的证据么？

战斗一打响，由于中国编队是在航行中遇敌，前方的济远舰首先开炮接敌，紧随其后的广乙舰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矫健。根据双方记载，广乙舰迅即超越济远舰，直扑日军的先导舰吉野，试图发射鱼雷并进行冲撞！

这封电报的全文是：“昨奉公函，英轮救出‘广乙’船弁兵十八名，应守局外例，不能再当兵丁等语。查公法，俘获敌国弁兵应拘留，俟事定互换，友邦救出弁兵，系敦睦谊，无拘留、不准再当兵丁明文（笔者注：这一点显然是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表明自己的立场，否则被言官参他一个和洋人沆瀣一气媚外卖国是吃不消的。实际上直到今天，交战国官兵如果进入中立国管辖，被解除武装和扣留到战争结束都是国际惯例，相对来说，英国的‘具结’遣返还算宽松的做法）。‘广乙’在牙山口接仗奋勇，西报宣传，实因船炮俱小，致被轰沉。该弁兵逃匿附近小岛，英船往救，殊为可感。欧使必令取结不再当兵，转近要挟。惟我海军未经战者过多，此项弁兵，分置各船备用，未便锢弃。东海关刘道姑徇英请，令各具结，仍送回丁提督营内效力，业经办结。钧署似可置不复，彼亦无从查究也。”这里面还可以看到一点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中英双方显然都没有把这个“永不与闻兵事”的誓约书当回事，英国人没有任何具体措施监督或追究此后这批清军的去向，而中方甚至没有像最初考虑的那样让林国祥等改名才继续在海军服役——改名的事情在民国有过，海军将领陈士英因为在海参崴与苏联红军合作攻击日军，虽证据不足依然被日方要求“革除军籍，永不录用”，陈遂改名，以字为名接着干海军，就是后来在江阴裹创喋血大战日军的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陈季良，怎么看这件事都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中国方面收回了自己的官兵，英国人表面上也没有破坏中立，而日方似乎从来也不知道有这个誓约书的存在。

评价一名军人的最好地方，大约就是战场，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丰岛的战场上，看看林国祥和广乙舰的表现吧。个人以为，广乙舰虽然最终力战沉没，但它的作战经验对大东沟海战中陷入困境后的中国军舰，还是提供了借鉴价值。

林国祥等曾经立过“永不与闻兵事”的誓约书么？

但是，大东沟海战后，清廷让这样一位科学家去考察人事，可就堪称南辕北辙了。当时徐对北洋舰队的所有高级军官都曾给有评语，做成奏输，称《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给林国祥的评语“人尚可用，操守难信”就在其中。不幸的是他m.hetushu.com.com所下的评语却往往与此后战事中各员的表现不符，被他批评为言过其实怯懦不堪重用的刘步蟾，林泰曾皆以身殉国，而唯一被他看好，评价为“勇敢”的鱼雷艇管带王登云，却恰恰是唯一率队逃跑的北洋军官。

短短一个小时的战斗，广乙舰竟连续攻击了三艘比自己大得多的日军战舰，像检阅一样驶过日军的整个队列，这种攻击精神和果敢的战斗作风，在整个甲午海战中，除了邓世昌猛扑吉野的一瞬，几乎绝无仅有。

那倒确实有这件事的。

烟雾中广乙舰的身影一闪，立刻遭到秋津洲和浪速的排炮攻击。而浪速舰的水兵随即发现自己低估了中国舰长的操舵水平–鬼魅般的广乙舰突然出现在浪速号尾后三四百米的地方，对一艘鱼雷炮舰来说，这实在是太有威胁的位置了。惊恐的浪速舰舷炮齐发，对广乙猛烈开火，而广乙的炮弹也击穿浪速的舰体，摧毁了它的锚机。几个小时以后被俘的高升号英籍船长高惠悌回忆“浪速号尾部被中国军舰广乙号击伤的弹痕清晰可辨”。

首先对前文中提到丰岛海战中广乙舰的作战过程作一点说明。此处提到的作战过程，参考了中国方面文献以外的各方记载，如东乡平八郎的回忆，三艘日本参战军舰的作战日志，观战外国军舰的纪录以及权威的日方文献，其间出入甚少。其中一些情节，看似不可思议，但也能在外方文献中找到对应。如日军以两舰对广乙而仅以一舰对济远，除了根据当时的战斗日志可以推断，还可在日方权威的海战史文献《丰岛冲海战》一文中找到相应记载–“吉野が済遠を追い、秋津洲。浪速は広乙を追い”（吉野追击济远，秋津洲，浪速追击广乙）。可见广乙舰在作战中的活跃，是为各方所共同承认的，并非一家之言。

可是避开广乙攻击的吉野舰正要还击，坪井却发现对手已经不见踪影。

由于受电影《甲午风云》的影响，对于丰岛海战，国人关注的焦点多在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是否曾逃跑，或者高升号上的陆军弟兄们如何宁死不屈。或许因为广乙吨位小，火力弱，而且并不是出身北洋系统，因此该舰的战斗很少被人注意。实际上，被众人视线忽略的广乙舰在此战中的表现堪称可圈可点，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战斗素养。

谈到评价林国祥，说刀笔杀人，显然我是认为批判林国祥的说法不成立了。

从吨位来说，广乙不足吉野的四分之一，航速上虽然广乙在北洋水师中可算较快，比起号称当时世界最快的吉野舰毕竟有所不及，此时如果吉野针锋相对应战，广乙毫无优势可言。然而，大约是对这艘中国小军舰果敢的动作措https://www.hetushu.com.com手不及，吉野舰紧急转舵避开广乙的攻击，在海面上画了一个大圆弧。毕竟它的航速要快得多，广乙无法跟上吉野。

李鸿章则在给胞兄李翰章的信中称“丁云难起。林国祥中外咸称其奋勇。”

“广乙虽出险，而受伤已重，遂驶撞朝鲜海岸浅滩，凿锅炉，渡残卒登岸，遗火火药仓；而管带林国祥以下将登英兵轮，复截于倭舰，听命立永不与闻兵事服状，国祥以下连署与倭，乃得纵归。”

姚锡光的这段记载，据称即来自言官奏折（言者不详，台湾李锡民先生称上书的是御史勒克浑–此人后来还曾经上书请求朝廷启用“檀道济”，却不知被称为檀道济的实为甘军将领董福祥）。其实姚锡光在晚清官员中是难得的实干家，曾历任外交官员，幕僚和地方官，是讲求西学的教育家，堪称贤明。所以他引用的奏折内容应该可信度比较高才正常（事实上《东方兵要纪略》一书价值很高，这样的错误并不多），这次为何会犯糊涂呢？

只能做一个分析了–这份奏折上去后，李刘林等当事人是没法公开辩护的–这本来就是心照不宣的“阳谋”，都揭开了置英国人于何地呢？再有这种事怎么办？

估计暗地里向上说明情况肯定是有的，所以此后对林国祥的任用并未受到这一纸“誓约书”的影响。但是以姚锡光的级别，他既不可能查阅李鸿章的战时电报，亦无法了解幕后的辩解，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这份没有回应的奏折所述为真，也是符合逻辑的。而此后研究甲午战争的专家张荫麟，季平子等多用姚所述为依据，造成更进一步的以讹传讹。

第一、要求林国祥等立“永不与闻兵事”誓约书的是英国公使欧格纳，和日军无关。原因是林国祥等在朝鲜海岸被英国军舰亚洲号搭救，送回烟台。英国在这次战争中为中立，因此提出林等必须立约才能离开英舰。这也是符合中立国在战争中搭救交战国官兵后惯例的。

可是，这个时候那位被日军视若鬼魅的中国舰长，可能还在叫苦–只有三百米，若不是被秋津洲打坏了鱼雷发射管，这浪速简直就是活靶子阿！

其实，上村不知道秋津洲刚刚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逼近的广乙舰鱼雷官已经瞄准秋津洲发出了预备发射的口令，秋津洲的一发炮弹却幸运地正中广乙前部鱼雷舱，击毁了它的鱼雷发射管。受伤的广乙被迫借助烟雾退却。

大东沟海战后，朝廷派遣徐建寅到北洋水师中查验士气，对军中将领都有评价，其中对林国祥的观感为：“人尚可用，操守难信。”

可是，当北洋危殆，朝中严命南洋水师增援时，张之洞的回答却是–“速派林国祥来，并令其举能带船之将弁数人，接南洋兵轮四艘，率以北行”。

广乙舰管带林国祥，字瑞喜，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一个建筑商家庭。1867年，因海军需要熟悉英语的人才，回国进入和_图_书福州船政学堂后堂驾驶班一期学习，此后中国海军的主要将领，大部出身于此。由于福州船政学堂所在地点的影响，当时招收的学员多为福建本地人，外地人较少，是此后八十年里面中国中央海军被称为“闽系”的重要原因。

就是这样一件事实清晰而且我们显然没有吃亏的事情，怎么会闹成了林国祥通敌叛变，“连署与倭”呢？说来可笑，这本是清朝言官参劾海军的折子上的内容。清朝有律，言官可以“风闻奏事”，也就是说不用证据，听说了什么都可以上奏弹劾官员，所谓林“连署与倭”就属于这种风闻了。这个制度本身有好的一面，如果言官中立，有助于最大限度的监督官员，但是，到了晚清朝中结党营私，言官也是帝党后党泾渭分明，奏事根本不分是非，完全是为自己派别的政治利益服务，“风闻奏事”就蜕变成了陷害，攻击和罗织罪名的工具，奏章中的话是真的风闻还是根据政治需要凭空捏造，反正无从考证。故此晚清奏折中荒唐事甚多。

谈广乙舰的战斗提到了邓世昌并不算跑题，因为这位林国祥管带和邓世昌有着太多的关联–两个人都是广东人，属于闽系海军中的异类，两个人都能讲流利的英语，都是福州船政后学堂驾驶班一期学生，而且，两个人还曾经在一条军舰上服役–林国祥曾任琛航舰舰长，他当时的大副，正是邓世昌！

不过，我在日本的任何资料中，都不曾见过日方提到在丰岛海战后俘虏林国祥等人或者要求他们立约这类纪录，而威海卫之战后，清军官兵皆放下武器后被遣返，林国祥也在其中，真有此誓约书为何日人没有找他的麻烦？

奇怪的是，此战打响时济远广乙舰在北，日军三舰在南，广乙搁浅的十八家岛，却在战场的东南方，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在日军整个编队的后面，这是怎么回事？如果看整个战斗中广乙的航迹，它出现在这个奇怪的位置上，一点都不值得惊奇。

先看看那位徐建寅的报告。其实，无论徐建寅还是姚锡光，都是晚清官员中的佼佼者，徐建寅本身是科学家，曾负责监造定远镇远两舰，1900年在实验新式炸药中不幸遇难。

紧跟在秋津洲后面的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看到广乙舰的威胁太大，索性放弃了对济远的炮击，指挥浪速和秋津洲合力攻击广乙–此时，三艘日舰中的两艘都在猛攻广乙，只有吉野在和济远交战，小小的广乙战斗力可见一斑。

对于林国祥，历史上评价褒贬不一。姚锡光在《东方兵志纪略》中把林国祥描写成了通敌叛国的怯懦之徒，称牙山战后，林国祥及部下的广东水师官兵向日军屈节投降，出具誓约永不参与中日战事方才得以回国。

笔者的结论是——刀笔杀人。

丰岛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也是中国海军与日军的第一战，此战，中国方面投入战斗的战舰无论吨位，火力，舰龄都逊于日舰。ｈttps://m•hｅtushｕ•ｃom.ｃｏｍ中方参战的包括钢甲巡洋舰济远，鱼雷炮舰广乙，加上实际未进行战斗的老式差船操江，总吨位约4，000吨，日方参战的包括新式钢甲巡洋舰浪速，吉野和秋津洲，总吨位约12，000吨。而且，日舰属于预先获得情报，有准备的截击，而中方属于遭遇战，更增大了双方差距。战斗的结果中方广乙舰重伤搁浅，操江舰被俘，恰在此时驶入战场的清军运兵船英轮高升号被日军击沉，可说是清末历史上惨痛的一页。

提到甲午战争，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北洋水师，毕竟《甲午风云》和邓世昌给了中国人太深刻的印象。然而，甲午战争中殉国的第一艘军舰，却并不属于北洋水师。

这种荒唐就在林国祥一人身上表现也堪称极端。有人把他骂成汉奸，便有人针锋相对夸赞他英勇善战，只是这夸赞也让人哭笑不得。如素有贤名的文廷式（文还不是言官，说话应该更可靠些）上书为林国祥辩护，其词曰：“独广乙兵船管带林国祥奋不顾身，与之鏖战，倭三舰皆受伤，及船身被炮将沉，犹能激励士卒，开足机力，突撞倭松岛铁舰之腰，与之俱没。”且不说松岛号根本没有参加丰岛海战，这“突撞倭松岛铁舰之腰，与之俱没”也未见任何相关记录甚至谣传，真要佩服文大人的想像力了。

如果说两个人有什么不同的，那就是邓世昌虽然熟悉戎务，一生却只打过一次海战，就是他牺牲的大东沟之战，而广乙舰在丰岛的战斗，对林国祥来说，却不是他第一次参加海战了。

到底谁说的更接近真实呢？

徐的评价显然和贝利的乌鸦嘴一样不可信任，其内容也空洞无据。这责任应该不在徐建寅，而在朝廷用人不明。

而排在第二位置的日舰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诚（日俄战争中负责保卫日本本土的海军名将），此时忽然发现广乙号出现在自己面前很近的地方。秋津洲航速略逊于吉野，上村担心自己无法摆脱广乙的追击，下令集火射击。双方在近距离向对方猛烈开炮，激战中海面上硝烟弥漫，黑雾障天，竟至无法分辨敌我。秋津洲号被迫拉响汽笛，以避免与后方的浪速舰发生碰撞。然而，当硝烟散开，上村也和坪井一样茫然地发现，广乙，又不见了。

第二、立约的地点是在烟台，而不是仁川，且英方联系讨论立约的对象也不是林国祥，而是在烟台的山东海关道道台刘含芳（找不到明确记载林等态度立场的文件，但在没有上级批准的情况下，林等没有同意签约是肯定的），他是亚洲号到达烟台后所能面对的清廷最高官员。

但姚锡光所说的林国祥等向日人立誓约书，表示不再参与中日战争，“听命立永不与闻兵事服状，国祥以下连署与倭，乃得纵归”，可就言之凿凿了，假如这是真的，林国祥等人确堪称叛徒无疑。

此时在威海卫赋闲的林国祥，面对如此廷议，那种感受恐怕只能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了。